为深入贯彻“全民阅读”理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福建省社科联和福建省图书馆携手打造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系列讲座。活动以典籍为载体，以时代为脉络，通过专家解读与互动交流，让经典焕发新生，既破解了“传统如何照进现实”的命题，更践行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真正的经典，总能跨越时空，在旧时月色与当代灯火间架起心灵的虹桥。 

　　首期《阅·听经典》，让我们循着墨香，聚焦这部“天下夺魁”的元杂剧《西厢记》，它以“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呐喊，让封建时代的月光照见了自由意志的觉醒。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兵受邀做客东南周末讲坛第705期，以“《西厢记》何以成为经典？”为题，系统阐释了这部作品从元代杂剧蜕变为文学经典的历程，引领观众探寻其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王教授从故事主题的演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价值观念的突破以及艺术审美的升华等方面，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解读。 

　　一、知人论世：理解创作背景 

　　评析作品，需探寻作者经历与社会背景，方能深刻理解其蕴含的真挚情感。元代是中国首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朝代，尚武轻文，歧视汉人，儒生地位低下，科举晋升之路受阻。王教授指出，王实甫生平史料匮乏。据天一阁本《录鬼簿》载其名“德信”；王季思先生考证“《西厢记》杂剧大约作成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之间”。王实甫早年曾为官，仕途坎坷，常出入杂剧游艺场所，不拘礼法，与倡优（当时的演员）交往密切。晚年弃官归隐，寄情园林风月。 

　　二、文学经典化的核心要素 

　　任何的文学作品成为经典都具有偶然性，但又有一定的必然性。首要因素是作品本身卓越的艺术品质——其所蕴含的美学特质，吸引一代代读者阅读与传播，历经历史检验得以留存。同时，读者的接受与批评也是关键。不同时代、背景的读者对作品审美内涵的理解各异，既构成了作品的多义性，也拓展了其阐释空间。 

　　此外，意识形态与权力格局的变动亦影响作品传播。《西厢记》诞生的元代轻视汉人儒生，文化管制宽松，下层文人得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倾听底层心声，创作出呼唤个性解放的作品。 

　　三、《西厢记》的经典化之路 

　　（一）故事主题的演化 

　　“西厢故事”历经唐代元稹《莺莺传》、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董西厢》），至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王西厢》）逐渐成熟。 

　　·‌《莺莺传》：通常被视为元稹的自传，元稹曾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来悼念他的亡妻，然而元稹一生在感情上却非常放纵。《莺莺传》讲述的也是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其主题是男尊女卑与“红颜祸水”论，反映了当时女性面对悲苦命运的无助（鲁迅虽肯定其文辞情致，亦批判张生行径）。崔莺莺无法发声反抗，只能认命叹息。 

　　·‌《董西厢》：在《莺莺传》基础上改编为大型说唱文学，在主题思想、情节安排、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矛盾冲突转变为青年男女追求婚恋自由与封建家长制的抗争。张生从负心汉变为痴情才子，崔莺莺更具反抗性，最终以二人私奔结局，赋予旧故事新生。 

　　·‌《王西厢》：继承并深化了《董西厢》的反抗主题，最终让封建家长妥协，而非依靠私奔。其核心呐喊“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超越了《董西厢》的“才子施恩，家人报德”，鲜明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结合。尽管这种结局在当时社会属理想化的少数，却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压抑下追求自由恋爱的巨大阻力。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王西厢》中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丰满： 

　　·崔莺莺：反抗性更彻底。不同于《董西厢》中支持张生赶考（功名先于爱情），《王西厢》“长亭送别”展现了她视爱情高于功名（不求状元及第，只愿长相守）。王实甫精妙刻画了她作为相国小姐的复杂性格：封建教养无法磨灭青春情感，却又不得不保持矜持。她既有约张生月夜相会的大胆，又有事后假意斥责其“非礼”的矛盾；既疑心红娘是母亲眼线，又在听到红娘回报张生一病不起时，夜奔西厢探访。这种“表里不一”源于内心的真性情与对红娘的不完全信任，凸显了其性格多面性——既勇于反抗，又难脱闺秀的敏感与矜持。 

　　夏伟亮执导的戏曲电影《西厢记》崔莺莺剧照 

　　·张生：从《莺莺传》的负心汉，经由《董西厢》的“痴情种”，在《王西厢》中更加饱满。他兼具痴情、才学与一丝呆气（如初见即自报未婚）和机智（为再见借宿普救寺），王实甫为笔下的人物增添了喜剧色彩。 

　　夏伟亮执导的戏曲电影《西厢记》张生剧照 

　　·红娘：作为崔张爱情的纽带和推动者，其活泼机智的形象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媒人”的代名词。尽管莺莺对其心存防备，红娘却始终维护二人的爱情。在“拷红”一折中，她面对崔母责难，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崔母让步（以张生中试为条件，最终促成两人顺利在一起），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夏伟亮执导的戏曲电影《西厢记》红娘剧照 

　　   （三）价值观念的突破 

　　·《董西厢》以私奔作为反抗封建压迫的手段，本质上是消极的妥协。 

　　·《王西厢》中，崔莺莺主动冲破礼教束缚，大胆追求真情，进行正面抗争，最终迫使封建家长妥协。剧中虽保留“私奔”元素，但其作用已变为烘托二人爱情之真挚的侧面描写，迥异于《董西厢》将其作为核心反抗方式的意义。 

　　（四)艺术表达的升华 

　　《西厢记》的艺术价值历来备受推崇。金圣叹将其与《庄子》《离骚》《史记》等并列为“第六才子书”，彰显其文学地位。历代文人对该剧的艺术特色多有评点：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盛赞其“六字三韵”的用韵技巧；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以“花间美人”喻其词采，更用“玉环出浴”“绿珠采莲”等典故形容其语言之美。 

　　该剧语言艺术的最大特色在于雅俗共赏、文采与本色兼备。这种艺术效果通过角色语言的分工得以实现：张生作为读书人、莺莺作为大家闺秀，其语言典雅含蓄；而红娘的语言则通俗活泼，承担了“俗”的呈现。这种角色语言的差异化处理，既符合人物身份，又丰富了戏剧表现力。明代戏曲界曾就“文采”与“本色”展开论争：以沈璟为首的苏州派主张通俗本色，汤显祖代表的临川派则推崇文采风流。《西厢记》恰在这两极间取得平衡：既汲取前人诗词典故展现文采，又通过角色语言的本色表达确保舞台效果，堪称中国戏曲语言的典范之作。   

　　本场讲座，王兵教授深刻揭示了《西厢记》历经主题演化、形象塑造、观念突破以及审美创造，最终奠定其不朽经典地位的内在逻辑。这部作品以其对爱情自由的大胆讴歌和丰满立体的人物塑造，持续闪耀着跨越时代的思想与艺术光芒。 

　　以上为本场讲座的核心内容回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完整讲座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