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周末讲坛第756期邀请福建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孙汉生，以“歌以咏志，慨当以慷——《曹操集》导读”为题，通过详尽的解析和丰富的例证，全面展示《曹操集》的内容和价值，深入探讨曹操的生平、思想、政治军事才能以及文学贡献，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曹操和《曹操集》的视角。

 

　　一、东汉末年社会状况

　　东汉中后期皇权衰微，皇帝普遍短命。从第四位皇帝到曹操出生前的第十一位皇帝中，最长寿的仅36岁，多位幼帝早夭。8岁汉质帝因称权臣梁冀为跋扈将军被毒杀，反映出外戚专权的残酷。曹操生于汉桓帝时期（155年），正值梁冀倒台后宦官掌权的混乱年代。桓帝、灵帝的昏庸加速汉朝衰落，诸葛亮《出师表》叹息痛恨于桓灵即指此。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依靠地方武装平叛，导致军阀势力崛起。曹操因镇压黄巾军立功，逐步登上历史舞台。189年灵帝驾崩后，宦官与大将军何进争斗，何进召董卓入京诛宦，反被宦官所杀。袁绍率军屠杀宦官，董卓趁机控制洛阳。他废黜少帝，改立9岁的汉献帝，并残杀废帝与何太后，其暴行引发诸侯讨伐。此时曹操仅拥数千兵力，远不及袁绍的四世三公声望，但这场政变正式开启了三国乱世。

曹操画像

 

　　二、从《述志令》认识曹操及其诗文

　　（一）青年之志：正直、忠诚的年轻干部

　　原文1：“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译文：我20岁就被地方举为孝廉，但我不是一个以隐居来邀名的人物，但是我很怕被误解为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想要做一个郡守，致力于推行良好的政令与教化，以此树立名声，让世间的士人都能真正了解我。

　　解读：曹操二十岁获举孝廉后，初任洛阳北部尉（相当于现代派出所所长）。虽官职低微，这位青年官员却展现出非凡的魄力：他首创五色棒刑具，按罪行轻重施以不同颜色的惩戒，这一制度创新成为汉代刑法史上的重要实践。任内雷厉风行打击地方恶势力，连权倾朝野的宦官亲属也未能幸免——其叔父违法同样被五色棒处死。这种不畏强权、执法如铁的作风，生动诠释了年轻曹操整顿吏治、匡扶正义的施政理想。

 

　　原文2：“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译文：后来我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这时我的志向发生了变化，想要为国家讨伐逆贼、建立功勋，期望能够封侯，成为征西将军，然后在墓道上刻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字样，这便是我当时的志向。

　　解读：曹操升任典军校尉后，其政治理想发生显著转变——从追求个人政绩转向谋求国家功业。他在《与王芬书》中明确表达了匡扶汉室的志向：冀州刺史王芬策划废黜汉灵帝、另立新君时，曹操不仅断然拒绝参与，更以历史为鉴进行深刻剖析。文中指出，古代权臣废立君主必出于公忠体国，且需具备充分的政治基础；而当下密谋废帝实属叛乱之举，必将重蹈七国之乱的覆辙。这一立场充分展现了青年曹操的政治清醒：他虽怀有封侯拜将的抱负，但始终坚持对朝廷的忠诚，其征西将军的人生理想本质上仍是维护汉室权威的另一种表达。

 

　　（二）中年理想：征战之行、平天下之功

　　原文1：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译文：后来恰逢遭遇董卓作乱之祸，我便兴起义兵。当时招募士兵，本来能够招到很多人，但我却常常自我克制，不希望招募太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力过多会导致士气过于旺盛，在与强敌对抗争斗时，倘若有所闪失，反而可能成为灾祸的开端。所以汴水之战时，我的兵力只有数千人，后来回到扬州再次招募，兵力也仍然不过三千人，这就是我原本志向所限。

　　解读：面对董卓之乱，曹操虽能募集更多兵力，却始终将部队规模控制在三千人左右。这种克制的军事策略背后，是深刻的战略考量：避免因兵力过剩而滋生骄躁情绪，在与强敌对抗时反而可能招致灾祸。汴水之战中，曹操仅以数千兵力冲锋陷阵，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决断力。当其他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时，曹操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军事品格：一是不与友军为敌，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曹操从未攻击过同盟部队；二是专注讨伐目标，拒绝借机扩张势力，始终以匡扶汉室为根本宗旨；三是保持战略清醒，在众人争抢地盘时，坚持用兵贵精不贵多的原则。这种军事操守，正是曹操早期正直品格的延续与发展。在中年时期，他将青年时的政治理想转化为实际的军事行动，用有限的兵力践行着平定天下的抱负。

 

　　原文2：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

　　译文：等到袁绍占据河北，兵力强盛，我自己估量形势，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但我只想着拼死为国效力，以大义舍身取义，这样的行为足以流芳后世。幸运的是，我击败了袁绍，还斩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另外，刘表自认为是汉朝宗室，却心怀奸诈，行事犹豫不决，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以观察时局变化，他占据了荆州这块地盘，我又再次平定了他，于是最终平定了天下。

　　解读：当董卓因内乱被诛后，袁术与袁绍虽出身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却因兄弟阋墙而自毁根基。曹操在军事劣势下仍坚持讨伐袁绍，最终不仅击败这位最强对手，更彻底肃清其残余势力。这种军事胜利本质上是道义力量的胜利——当其他军阀沉迷于地盘争夺时，曹操始终以匡扶汉室为最高目标。‌荆州牧刘表的行为更具讽刺意味，作为汉室宗亲，在讨伐董卓时却首鼠两端，其乍前乍后的观望态度，暴露出军阀典型的自私本质。曹操平定荆州的行动，本质上是对汉室正统的捍卫。这种对比凸显出曹操的政治品格，在军阀割据的乱世中，唯有他始终保持着对汉室的忠诚。击败袁绍、平定刘表的过程，实则是以军事手段完成对道统的维护。

 

　　原文：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译文：从前乐毅逃奔到赵国，赵王想与他合谋攻打燕国。乐毅跪地垂泪，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一样；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其他国家，直到死为止也不会改变，绝不忍心谋划攻打赵国的臣民，更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子孙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时，蒙恬说：“从我的祖先到我的子孙，在秦国已经积累了三代的忠信；如今我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势力足以背叛朝廷，然而我明知必死却坚守道义，是因为不敢辱没祖先的教诲，忘记先王的恩德啊。”我每次读到这两人的事迹，未曾不伤感落泪的。

　　解读：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中，汉献帝以三十六岁高龄成为罕见的在位君主，曹操作为实际掌权者，其政治抉择颇具深意。他效仿乐毅的忠义精神——即便流亡他国仍坚守对故主的承诺，更以蒙恬为典范：这位秦朝名将手握三十万雄兵却甘愿赴死，只因不愿违背世代忠信的祖训。曹操通过自比齐桓公、晋文公，构建起独特的政治身份认知：既维持汉相名义，又实际掌控朝政。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实则是将古代贤臣的操守升华为乱世中的政治哲学——当其他诸侯忙于扩张势力时，他选择以蒙恬式的克制守护汉室正统，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权臣的自我修养：在绝对权力面前保持对道义的敬畏。

 

　　三、诗歌理想的历史嬗变：从仁政构想到乱世悲歌

　　（一）青年篇：仁政理想的诗意启蒙

　　曹操早期诗歌以儒家政治理想为核心，融合先秦两汉思想传统，通过诗化语言构建社会蓝图，体现其“治世能臣”的抱负。在《度关山》中，以质朴的语言传达出轻徭薄赋的施政理念，主张减轻百姓负担，反对奢靡浪费，将节俭视为为政者的基本美德。诗中兼爱尚同的表述，则彰显了他对儒家仁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酒》一诗则展现了更为博大的胸襟。他不仅祈愿百姓安康长寿，更将仁爱的范畴扩展至自然万物，希冀皇恩惠泽能遍及鱼虫草木。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在汉末乱世中显得尤为珍贵。两首诗共同构成了曹操早期理想主义的精神图谱，既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体察，又包含对和谐社会的诗意构想。

　　（二）中年篇：乱世烽烟中的双重书写

　　建安时期的战乱现实促使曹操诗风转向悲慨与冷峻，理想主义褪色，代之以对生命虚无与权力秩序的复杂思考。在《薤露》中，他以史诗般的笔触，真实记录了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与民生疾苦，堪称乱世的一面镜子。《蒿里行》则聚焦于诸侯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诗中既描绘了战争的残酷，又饱含对百姓的深切怜悯，那种慷慨悲凉的情怀，正是曹操古道热肠的生动写照。而《苦寒行》与《却东西门行》则转向个人征战经历的抒写。这两首诗以质朴的语言，道出了将士们离乡背井、思念故土的复杂心境。在刀光剑影的间隙，曹操用文字为那些默默无闻的战士立传，让后人在铁血征伐之外，触摸到了人性最柔软的角落。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曹操中年时期的精神图谱，既有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又不失对个体命运的温情注视。

　　曹操诗歌的嬗变轨迹，实为汉末士人精神史的缩影——从儒家诗教的政治抒情，到直面乱世的悲悯与自省，最终在文学与权力的张力中，完成了中国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过渡。

 

　　四、曹操公文中的政治修辞与身份建构

　　曹操的政治文书与自我表白始终围绕两个核心展开：对汉室的忠诚表象与对权力的实际掌控。

　　在建安元年的《谢袭费亭侯表》中，他遵循古人三辞三让的礼仪规范，表面谦称德不配位，实则通过祖上立功、皇恩明发的表述确立统治合法性。这种政治表演在《述志令》中达到高峰——他既强调内比鼎臣，外参二伯的辅政姿态，又以江湖未静不可让位为由拒绝交出兵权，形成让县不让权的独特政治操作。面对汉献帝君若能相辅则厚的质问时，这位实际掌控者会汗流浃背，暴露出对正统性本能的敬畏。朱熹将其斥为窃国大盗固然带着理学偏见，但鲁迅指出的通脱文风确是其独特之处：在政治文书中，曹操能同时驾驭权谋家的冷酷与文人的率真。这种双重性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复杂性的政治人物之一。曹操的政治遗产在临终《遗令》中展现出惊人的坦诚与矛盾——这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遗嘱内容却如同老农般琐碎，叮嘱妻妾分香卖履维持生计，与其标榜的圣贤形象形成戏剧性反差。这种表里不一的特质，恰是乱世生存的必然选择：既要维持周公吐哺的道德人设以笼络士心，又必须践行齐桓公式的现实政治逻辑。

　　曹操与荀彧的关系深刻诠释了权力与忠诚的辩证关系。作为首席谋士，荀彧在官渡之战中力主抗袁，战略上主张先北后南，其军事才能得到曹操的高度认可。这种信任体现在《请增封荀彧表》中——曹操多次为其请封，甚至在对方谦让时亲自致信催促。然而当荀彧反对晋爵魏王时，曹操立即采取监控措施，最终以空食盒暗示其自尽。这种反差揭示出权力关系的残酷本质：荀彧作为汉室忠臣的身份认知，与曹操实际掌权者的角色定位存在根本冲突。建安十九年的废后事件进一步凸显这种逻辑——曹操以汉献帝名义颁布《假为献帝策收伏后》，处死伏皇后及其子嗣，却将三个女儿送入后宫。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实则是权力运作的双重标准：对威胁皇权的伏后家族毫不手软，对可能动摇自己地位的荀彧予以清除，而对能强化政治合法性的联姻则积极推动。这种精密的权力计算，最终在曹丕篡位时得到延续——曹操女曹节拒绝交还玉玺的举动，既是对汉室的忠诚，也暗含对父亲政治遗产的维护。

 

　　五、‌《曹操集》总述与总评

　　（一）政治与社会治理‌

　　《曹操集》展现了曹操作为乱世能臣的多面性。其政治文书虽不乏权力运作的表演性，但更体现务实精神。如《屯田令》推行军垦，解决饥荒与军粮问题；《礼让令》《慎刑令》等则反映其社会治理理念。这些政令不仅稳定了北方经济，也为统一奠定基础。

　　曹操是卓越的军事家，曾单骑脱险，更整理《孙子兵法》，删繁就简，奠定后世版本基础。其《孙子兵法序》强调“足兵足食”，主张文武并重，反对滥用武力，是对孙子思想的深刻发挥。

　　（三）人才政策与文学成就‌

　　曹操以“唯才是举”矫正东汉选官弊端，但并非忽视德行，而是乱世重功能、治平尚德行。他表彰贤才（如《求贤令》），甚至公开承认错误（如荀彧之谏），与袁绍的嫉贤形成对比。此外，他是建安文学领袖，诗歌（如《短歌行》）与游仙诗（如《秋胡行》）均有开创性贡献，兼善书法、围棋、音乐，展现文武全才。

　　司马光赞其“有大功于天下”，朱熹则斥其“作伪”。这种分歧源于标准差异：曹操以实效推动社会进步，但手段常突破儒家伦理。其复杂性恰是乱世领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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