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浪潮中，城市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数据显示，我国36个重点城市贡献了全国39.2%的GDP，呈现出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然而，经济总量的扩张并不等同于发展质量的提升，如何实现城市发展从“大”到“强”的转变，区域经济从“竞争”到“协同”，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中央层面连续释放重要信号，围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部署城市工作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期报道以高质量发展为视角，从经济总量、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开放度、集聚与辐射能力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我国重点城市的转型路径，探寻现代城市在提质、协同、创新中的突破与挑战。
　　 
　　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这一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整体格局。从经济总量看，“万亿GDP城市”从2010年仅3座扩容到如今的27座，其中9座城市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从城镇化速度看，2012年至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从53.1%提高到67%，城镇人口增至9.4亿人。城市正在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我国城市发展也站上了新起点，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如何从“大”到“强”进行转型成为重要命题。
　　近期中央层面连续释放重要信号。2025年7月14日—15日，时隔十年再度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将建设“现代人民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强调提质增效和结构优化。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发布，为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顶层设计框架，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正式进入以质量为导向、以协同为路径的新周期。
　　重点城市发展呈现多重新趋势
　　近日，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团队撰写的《我国36个重点城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及2025年下半年展望建议》（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36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以5.6%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27.1%的人口、贡献了39.2%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
　　“当前，重点城市发展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戴宏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重点城市既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点名的“挑大梁”者，其凭借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构筑了更强的竞争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辐射带动周边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又是激烈竞争的角斗场——“十四五”时期，重点城市在人才争夺、招商引资、产业布局等多领域竞争显著加剧；更见证着残酷的“马太效应”，发展态势良好的城市已步入良性循环，产业基础吸引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持续流入，进而推动产业进一步升级，发展滞后的城市则面临要素流失、产业不振的恶性循环，区域发展分化趋势明显。
　　“2025年重点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持续强化。”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范雨婷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022年—2024年的数据可以看出，36城中有34个城市省内经济集聚度正增长，经济增速领跑全国的城市从15座扩容至22座，说明重点城市的“压舱石”“火车头”作用越发明显。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培育进程正在加速。范雨婷表示，当前不少重点城市正积极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竞相布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消费模式创新更加多元化，重点城市正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扩展补贴范围，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冰雪经济等新业态来挖掘潜力，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动能。此外，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重点城市的外贸展现出较强韧性，外贸竞争新优势正在加速形成。
　　“重点城市的增长动力转换也在不断加速，城市经济从传统的投资和房地产驱动，加速向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双轮驱动转变。”国研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牛家儒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时，城市空间格局重塑优化，人口和经济要素持续向重点城市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省内“单极集中”与“区域协同”并存。房地产市场进入发展新阶段，市场从“普涨”进入“深度分化调整期”。改善型需求成为主力，“以价换量”成为常态，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分化明显。再加上外需不确定性加大，城市外贸格局面临新的调整，从“外向依存”转向“内外兼修”。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部副研究员徐勤贤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作为人口、产业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其发展壮大依赖于人口、经济与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从因果关系来看，城市经济总量增长由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直接拉动，同时依赖于劳动力（尤其是人才）、技术、资金、土地等核心要素的投入。经济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带动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提升，促进产业集群式发展，并引发新一轮人口集聚，形成正向循环。
　　结构性和深层次问题不断凸显
　　在亮眼成绩的背后，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浮现。
　　2025年2月10日，国务院批复《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至此，重点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已全部获批。报告指出，从国务院批复文件相关表述看，对重点城市功能定位、区域协调发展方向等的把握更加体现全局化、体系化特点。但也要看到，部分重点城市要落实发展定位、发挥引领带动区域发展作用，还面临城市功能单一、自身发展能级不强、与周边城市协调发展机制有待建立等挑战。
　　“产业转型升级滞后首当其冲。”戴宏伟认为，部分城市发展缓慢源于传统制造业（如钢铁、机械）占比过高，新产业、新技术与新业态培育不足，导致发展动能不足。其次是外贸依赖度过高，部分城市过度倚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下，抗风险能力明显不足。再次是科技创新能力欠缺，创新投入与成果转化不足直接制约了产业升级进程。最后是高端要素集聚乏力，尤其体现在人才吸引力不足，部分地区面临技术、资金等先进生产要素流入受阻甚至外流现象，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失衡。
　　“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区域竞争的加剧，重点城市产业布局同质化与创新生态体系不完善所引致的重复建设风险有所显现，内部消费、出口和投资增长乏力等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或制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雨婷表示，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与结构性分化加剧了地方财政与增长模式转型压力，部分重点城市仍承受传统路径依赖与新旧动能转换阵痛困扰。
　　“一窝蜂地追逐相同或相似的热门赛道，缺乏基于自身产业基因的精准定位，‘同质化内卷’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反而削弱重点城市的整体竞争力。”牛家儒说道。
　　更令人深思的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效益”不匹配。牛家儒注意到，虽然经济总量在增长，但部分东部发达城市消费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反映出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消费预期转弱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人才竞争存在从“抢”到“留”的深层矛盾。城市“抢人”政策逐渐趋同，但吸引来的人才与本地产业结构的适配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政策套利”现象和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得人才政策的长期效益和可持续性存疑。与此同时，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也存在短板。虽然国土空间规划已全面获批，明确了重点城市发展定位，但如何建立实质性的利益共享和成本共担机制，真正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发展，目前仍是一个巨大挑战。
　　多位专家分析指出，当前我国重点城市发展面临一定的复杂性。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产业结构、创新能力、要素集聚、区域协调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正在进一步凸显。
　　从“比拼规模”到“竞合共赢”
　　城市发展如何从“大”到“强”，区域经济如何从“竞争”到“协同”，成为当前各地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徐勤贤指出，城市的“强”并非简单体现为经济总量、人口或面积的扩张，而是指城市在经济发展质量、治理水平、居民幸福感以及区域辐射带动力等维度上所展现的综合竞争力。
　　那么城市应如何迈向更“强”？
　　在戴宏伟看来，未来城市要实现从“大”到“强”的跃升，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强化集约高效导向。转换发展动力，突出特色化发展路径。关键在于通过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此夯实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能，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城市要变‘强’，要避免区域产业同质化竞争。”范雨婷从实践层面提出，创新不能“千城一面”，各城市应立足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明确自身定位。如北京、上海、深圳等须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合肥应巩固量子信息、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布局的成效，成都应持续壮大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太原这类资源型城市须结合本地优势，培育差异化、特色化的创新动能。此外，要着力提升城市空间品质，推动产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并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老旧住房更新。
　　在创新治理方面，范雨婷认为，须增强城市韧性和安全，强化房屋、市政设施及重点行业安全管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她建议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推动区域从“竞争”到“协同”，是一项同样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徐勤贤表示，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城市应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结合独特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和现实基础，强化创新驱动与特色发展。尤其要在现代化城市体系框架下，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未来城市间协同发展须构建多层次体系。”戴宏伟说，经济层面通过产业分工深化协作，创新层面依托中心城市形成跨区域联动。颠覆性技术与前沿领域的突破依赖创新产业集群支撑，这要求以重点城市为核心，联动周边区域构建协同创新网络，使城市群成为承载创新聚合功能的关键载体。
　　为实现真正协同，牛家儒提出了多项机制创新建议，包括深化改革，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异地结算、标准互认等，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构建科学评价与考核体系，在考核中增加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福祉及区域协同贡献度等指标权重，引导地方政府主动追求高质量协同发展；强化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国家层面须加强跨省区城市群协调机制建设，区域层面探索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重点城市要聚焦核心功能，做优长板，成为区域网络中不可替代的一环；提升开放能级，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制度型开放高地，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
　　从“单打独斗”到“组队出击”，从“比拼规模”到“竞合共赢”，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唯有通过创新驱动、特色发展、机制突破与深度协同，城市才能真正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区域发展也才能从“竞争”走向“协同”，最终绘制一幅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中国经济时报》2025-09-03，王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