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标志着我国居民增收工作迈入全新发展阶段。韩国同为东亚经济体，其在经济转型关键期实施的居民收入提升与分配调节政策，高度契合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增收的现实需要。本文以工资性、财产性、经营性、转移性等四种收入类型为脉络，系统梳理韩国收入提升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路径与落地成效，深入剖析其政策设计逻辑与实践教训，再结合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增收现实基础与深层发展阻碍，从多维增收协同推进、政府市场合理边界、城乡发展统筹协调、增收消费深度联动四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为制订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构建长效增收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一、引言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需求、夯实经济内循环发展基础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恰逢我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驱动型的关键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结构合理性与分配均衡性成为核心议题。
　　韩国作为东亚典型经济体，其政府主导政策落地、城乡二元结构显著、中小企业占比高的特征与我国相似。因此其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问题形成的系统性增收政策体系，也相较欧美国家做法更具参考价值。本文聚焦韩国20世纪70—80年代经济转型期颁布的核心增收政策，以城乡居民四类收入为主线，分析政策实施背景、实操路径与经验教训，兼顾共性借鉴与本土化适配，为我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制订提供国际实践参考。
　　二、韩国居民增收计划实施背景
　　韩国居民增收计划是针对20世纪60—7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展开的系统性政策回应，彼时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逐步凸显，对政策治理提出了高要求。
　　（一）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突出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工业化红利未均衡覆盖城乡，韩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生产模式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仅为工业的23%，导致工业化加速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1967—1979年韩国农业人口从1607.8万降至1088.3万，青壮年持续外流导致农村抚养比由98.0升至107.3，农村发展活力持续不足。1970年，韩国农户家庭收入仅为城市工薪家庭收入的61%，城乡收入差距达1.66:1，城乡发展失衡成为制约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短板。
　　（二）居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不足
　　彼时，韩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单一化特征。1970年韩国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合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0.3%，财产性、转移性收入仅占19.7%。城市劳动者收入高度依赖工资，农户收入则依托农业生产经营，二者均易受市场波动和自然条件影响，增收渠道多元性不足。居民收入对宏观经济周期敏感度较高，抗风险能力偏弱，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亟待夯实。
　　（三）居民整体消费能力有限
　　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推行出口导向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投资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增长速度缓慢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等因素，直接制约了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提升，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国内消费市场未能与工业产能同步扩大，其经济发展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
　　（四）社会收入分配失衡
　　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正式工人与临时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极为显著。财富与收入向城市、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过度集中，劳动权益保障体系与经济发展速度脱节。在制造业等主要行业，临时工的工资通常不到正式工人的一半，大量非正式就业者长期处于低工资、无保障的状态，临时工、一线产业工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存在明显短板。城乡、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同群体发展获得感差异显著，社会矛盾逐步累积，推动政府加快完善收入调节、劳动保护与民生保障体系。
　　三、韩国城乡居民增收实施路径及成效与不足
　　韩国围绕工资性、财产性、经营性、转移性四类收入精准施策，综合运用行政指导、制度建设、财政扶持、市场引导等工具，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协同增长，形成可参考借鉴的经验与需防范规避的教训。
　　（一）工资性收入：健全增长机制，保障分配公平
　　工资性收入是韩国居民收入主体，政策核心是建机制、强监管、稳增长、保公平。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工资增长指导体系，韩国经济企划院与劳动部每年发布工资上涨指导线，重点核定重化工业、轻工业工资涨幅上限，企业须在指导线内结合效益与生产率确定工资水平。二是强化劳动基准立法，1973年修订《劳动基准法》，规范工时、加班报酬、特殊群体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夯实劳动权益底线。三是加大财政支撑力度，1970—1979年韩国中央财政支出年均名义增速32.7%，高于国民所得名义增速30.5%，为低收入保障与劳动报酬提升提供资金保障。
　　（二）财产性收入：拓宽增收渠道，激活资产价值
　　针对财产性收入渠道窄、门槛高、城乡不均等问题，韩国以确权为基础、以金融为支撑、以组织为载体，推动资产价值转化。一是依托“新村运动”推进农村土地与住宅产权确权登记，规范农房租赁与土地经营权有限流转，1970年至1979年，农林水产财政投向土地基础开发建设比重从30.3%升至49.7%，夯实增值基础。二是推进农村金融普惠，扩大金融网点覆盖，提供小额信贷、低门槛储蓄产品，降低财产性收入参与门槛。三是强化农协功能。1970年至1980年，农协成为农户资产收益与分红的核心供给主体，农林水产投融资中农协占比从24%提升至45%，打通农村资产变现与增值通道。
　　（三）经营性收入：精准扶持主体，提升经营效益
　　经营性收入是城乡增收重要支撑，政策聚焦城市小微、农村农户两类主体，实施“资金+技术+品牌”一体化扶持。一是城市层面简化审批、减免税费、发放创业补助，重点支持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轻工业，激活中小经营主体活力。二是农村层面依托农协提供低息经营贷款，提升农户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产业化、品牌化，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强化财政倾斜，1970—1979年，农林水产业在韩国中央政府经济事业费中的占比保持在17.3%—31%，财政资源优先向农业经营倾斜。同时，1977—1982年，非大都市地方政府产业与经济相关支出年均增速达35%，小微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持续投入。
　　（四）转移性收入：强化精准兜底，健全动态调整机制
　　转移性收入聚焦保基本、缩差距、兜底线，重点向农村与低收入群体倾斜，构建与经济增长、物价联动的调整机制。一是加大农村福祉投入。1970—1980年农林水产资金投向农村环境与福祉比重从0.9%升至5.9%，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短板。二是实施低收入群体精准帮扶。韩国通过农林水产财政资金加大对农村福祉、低收入农户与社会保障的投入。1979年农林水产业相关财政支出占中央经济事业费的14%，重点用于农村社保与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三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198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1977—1982年，韩国非大都市地方政府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占总收入比重虽从49.1%降至36.7%，但农村专项转移性补贴保持刚性增长，兜底功能持续强化。
　　（五）主要成效与实践教训
　　一方面，居民增收政策落地成效显著。1969—1979年农民年均收入从22万韩元提高至223万韩元，增长超9倍。1962—1976年韩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国民收入中，财产收入从1965年的7.7亿韩元提高至1972年的36.7亿韩元，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城乡收入差距大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05∶1，分配格局明显改善。
　　另一方面，韩国增收政策在落地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短板，且问题根源指向制度设计与政策执行的深层不足。一是农村资产运营配套制度存在漏洞，土地经营权流转缺乏二级市场，产权抵押融资渠道不畅，导致农民资产增值收益难以落地，持续增收长效机制不健全。二是中小企业处于政策边缘化地位，资源与扶持高度集中于财阀，缺乏独立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体系，增收空间被严重挤压。三是临时工、非正式工等群体权益保障存在制度空白，社保仅覆盖工伤保险，养老、医疗保障未纳入，且劳资协商机制中无临时工代表，权益表达渠道缺失，制约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四、对我城乡居民增收工作的思考建议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分配工作仍面临相关困难和挑战。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苗头初显，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强化。收入结构呈现显著的工资性收入依赖特征，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城乡居民增收渠道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客观存在。农村居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中小企业职工、低收入群体等重点人群的增收基础仍不牢固。居民增收与消费升级的联动效应未能充分释放，增收长效机制的制度建设仍需持续完善。通过参考借鉴韩国居民收入提升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相关思考建议。
　　（一）构建协同发力的多元增收政策体系
　　聚焦工资性、财产性、经营性、转移性四类收入协同提升，针对各类收入的核心痛点设计精准政策工具。一是推动工资性收入提质增效。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将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CPI、劳动生产率3项指标纳入调整公式，每两年调整一次，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扩面提质，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中小企业职工等群体薪酬保障。二是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丰富普惠性金融产品供给、降低投资门槛，加快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明确入市范围与交易规则，建立收益分配机制，农户保底分红比例不低于60%，保障农民资产增值收益。三是增强经营性收入动能。延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税费减免与融资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产品产业化、品牌化，完善流通体系、降低交易成本。四是优化转移性收入精准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低收入群体倾斜力度，建立社保、低保标准与物价、收入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推进城乡社保一体化。
　　（二）科学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激发双重增收活力
　　明确政府与市场的核心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的增收格局。一是政府相关部门重点负责制度设计、政策扶持、兜底保障与监督评估，完善收入分配、财产权保护、社会保障等基础制度，破解城乡及群体增收的共性难题。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企业、经营主体与居民自身的增收活力，兼顾收入增长与发展效率。例如，工资水平主要由市场供求、劳动生产率决定，政府仅对最低工资、劳动权益做底线监管，工资协商由行业工会与企业协会主导，政府不直接干预。三是财产增值遵循市场规律，政府聚焦监管体系与资产流转制度建设，建立居民财产性收入市场监管体系，重点打击金融产品虚假宣传，对农村资产流转设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为居民财产增值提供公平安全的市场环境。
　　（三）统筹城乡发展，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增收
　　以农村增收为突破口缩小城乡差距，同时针对重点群体实施差别化精准扶持，破解增收不均衡问题。一方面，加大农村政策与资源倾斜力度，完善农村交通、物流、金融等基础设施，依托乡村振兴打造“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重点培育农产品深加工、农村电商两大新业态，配套建设县域物流仓储中心，拓宽农村居民增收路径。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推动就地就近就业与有序转移就业相结合。另一方面，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与社保制度，压实平台企业责任。落实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同工同酬，将工资保证金制度覆盖至所有建筑、制造企业，保证金比例按企业信用等级差异化设置，开展针对性技能提升培训。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残疾人等实行产业、就业、社保综合帮扶。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支持，完善服务体系，助力高质量就业增收。
　　（四）夯实内需发展基础，构建居民持续增收长效机制
　　推动增收与消费、投资深度联动，同时健全制度保障，实现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以收入增长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消费实施阶梯式补贴，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推动消费升级，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以产业升级带动高质量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为增收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统筹三次分配，强化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差距。二是建立政策协同机制，推动增收政策与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等政策有效衔接，避免脱节冲突。三是建立全国城乡居民增收动态监测系统，按城乡、收入群体、行业分类统计，政策实施后每年度开展第三方评估，评估结果作为政策调整依据。四是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兼顾公平与效率，为共同富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新华智库研究》2026年第2期，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研究室主任、科学研究所所长（兼） 韩玉川；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赵文婧；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学研究所干部 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