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的重要五年。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十五五”时期制造业发展新形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影响深化，“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将面临格局、范式和动力的深刻调整，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显著提升。
　　第一，逆全球化叠加规则重构，全球制造业向区域化方向演进。近年来，美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秉持零和博弈思维和保护主义理念，在高新技术领域对我国采取“筑墙设垒”策略，强行割裂基于市场规则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通过组建排他性“小圈子”“小阵营”“小同盟”，推动全球制造业格局区域化发展。一方面，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美国对光伏、锂电池等产品设置严格本地化生产指标，要求相关企业在美国布局设厂，并逐年提升本地化要求。另一方面，持续扩大对华产业打压范围。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启动对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以贸易保护手段遏制我国优势产业出海。
　　第二，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实体经济，制造业生产范式加速迭代。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广泛渗透到制造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全链条环节。从生产方式看，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生产环节的信息壁垒，以数据驱动生产效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双提升，助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从生产模式看，数字技术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对接，促进生产端与消费端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从传统“产品导向”向“数据驱动的制造服务导向”转型，催生出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共享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重塑行业价值创造逻辑。
　　第三，制造强国建设步入新征程，新质生产力成为核心增长动力。“十五五”时期正值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二阶段的关键期，发展目标由“缩小差距、重点突破”升级为“巩固地位、提升层次”，对制造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率提出更高要求。新阶段制造业发展要摆脱传统增长路径依赖，把产业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与网络强国等战略任务，加快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制造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二、“十五五”时期制造业发展思路和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系列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推进数实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一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
　　二是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积极稳妥推进工业领域碳减排，坚决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将“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与“高效率、高收益、高循环”深度结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发展方式根本性变革。
　　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完善新发展阶段产业政策体系，畅通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流动的渠道。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产业国际合作，打好扩内需与稳外贸的政策“组合拳”，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
　　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显著增强，优势行业的全球创新竞争力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在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中的地位更加巩固，新型工业化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引领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大幅提升。
　　三、“十五五”时期制造业发展关键任务
　　第一，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针对当前制造业存在的“技术—市场”供需脱节、“实验室—生产线”转换不畅、国产化替代产品“有而不用”等突出问题，需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建立需求导向的技术供给机制。探索技术作价参股、投资孵化产业化公司等模式，推动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双向奔赴”。依托正在筹建和计划成立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及各类国家级研发机构，整合高校、企业、社会机构等创新资源，联合开展关键制造技术攻关，并通过成员企业快速实现技术产业化、市场化。
　　二是加强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围绕前沿产业和重点领域需求，布局一批中试平台，加速新技术、新产品密集验证与落地转化，提高产品性能稳定性与质量可靠性，促进自主产品迭代升级。
　　三是完善国货推广应用支持政策。促进优质国货推广应用，引导政府、军工、央国企、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国产产品。研究制定创新技术产品应用的容错机制和风险兜底政策，为国产技术产品提供更多试错迭代机会，营造“敢用、愿用、善用”的良好环境。
　　第二，提高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为破解当前重点产业链“断链”“卡脖子”风险，需强化三方面举措：
　　一是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聚焦工业“六基”（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关键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开展工程化、产业化突破。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技术攻关、生产制造、应用推广、优质企业培育等工作，实现“化点成珠、串珠成链”。
　　二是巩固提升全产业链优势。部署打造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拳头”产业。聚焦优势领域，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化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
　　三是健全产业链风险防控机制。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运行监测，强化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有效提升风险协同处置能力。加强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技术体系共建共享与交流合作，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作与创新资源优势互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第三，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前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夺产业主导权的竞争加剧。我国需主动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一是建立前沿技术预见机制。加大对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全球顶尖咨询机构权威报告、高价值专利的分析力度，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战略规划、预见预测与发展模式研究，动态筛选前沿技术领域，精准把握产业发展方向。
　　二是丰富新兴产业应用场景。建设多元化未来制造场景，加快工业智能体、生物制造等场景推广，以场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依托载人航天、深海深地等重大工程和项目场景，推动未来空间技术成果创新应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定期遴选发布典型应用场景清单，建立优秀案例和解决方案库，加速技术商业化落地。
　　三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大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对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投入，实施“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引导更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支持地方设立未来产业专项资金，探索建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优化风险拨备资金等补偿措施，降低创新型企业融资成本。
　　第四，推动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以更大力度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需抓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化转型。深化产品研发设计环节数字化应用，分行业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基础数据库，开发数字孪生系统等工具，提升绿色设计水平。生产全流程推广“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模式，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工业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新模式，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
　　二是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智能终端和绿色信息网络，采用绿色技术，改造升级数字传感器、网络基站、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领域制定能耗与碳排放标准，完善数字产业“双碳”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完善的数字产业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建绿色回收渠道。
　　三是持续优化绿色公共服务。积极培育专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诊断咨询、研发设计、集成应用、运营管理、评价认证、人才培训等服务。深化服务型制造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绿色低碳的制造服务体系，支撑企业转型需求。
　　第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针对当前产业布局“东强西弱、南强北弱”、产业同构性同质化等问题，可从三方面改进：
　　一是以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抓手优化布局。推动国家级集群向世界级迈进，加快培育一批专业化、特色化省级集群。制定专项政策和行动计划，构建产业、科技、金融、人才高效循环的集群生态，提升区域产业协同水平。
　　二是有序推进产业梯度转移。遵循“市场导向、政府引导、自愿合作”原则，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劳动力富集地区转移，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心城市转移，促进区域产业优势互补。
　　三是建设产业战略大后方。以备战备灾谋复兴为方向，以事关国家经济稳定、产业安全、民生保障的领域为重点，发挥国家动员能力，激发地方活力潜力，统筹建设一批重点产业战略大后方，筑牢产业链安全底线。
　　第六，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针对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大企业数量不足、大中小企业资源整合和协作共享能力较弱等问题，需强化三方面工作：
　　一是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的跨国企业。引导企业树立全球视野，帮助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和行业标准的海外布局。支持企业通过建立“母工厂”、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联合投资等方式，开拓第三方市场，设立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离岸孵化器和研发机构，整合全球高端创新资源。
　　二是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和风险控制能力。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和监测预警机制，指导“走出去”企业合规经营。引导企业通过设立联合基金、研发合作等方式，引入多元化股东与合作伙伴。引导企业从“单一资金输出”向“资金+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转型，提升国际市场话语权。
　　三是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生态。支持链主企业以“揭榜挂帅”“赛马”方式开展技术攻关，吸纳中小企业参与并开放科研设施设备。支持大企业挖掘潜在场景机会、释放场景资源，促进大中小企业围绕重大场景开展创新合作，形成“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产业生态。
　　第七，提升行业治理智能化水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建立与之适应的治理方式，推动行业治理变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依托，推进产业监管部门、支撑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加快业务流程线上迁移和集成优化，构建高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面向各部门治理场景，深度整合业务条线，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数据壁垒，实现产业运行监测和政策效果评估的联动共享，全面提升产业治理精准度与协作性。
　　（《新华智库研究》2025年第5期，赛迪研究院规划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