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创新人才是指在专业领域取得突出创新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贡献的优秀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力量和稀缺资源。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十五五”时期，面向创新驱动发展、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战略目标，我国既要扩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模，更要优化培养模式，破解长期制约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难题。
　　一、“十五五”时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一）国际竞争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
　　当前，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与全球秩序加快调整，大国竞争进入聚焦“战略必争领域”的新阶段，对科技创新主导权与产业发展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亟需培养和集聚一批具备原始创新能力、跨界整合能力和全球视野的顶尖创新人才。目前，我国仍缺乏足够数量的国际前沿科学家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权威奖项中的获奖比例相对偏低。据《2025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报告》显示，美国顶尖科学家数量约占全球的38.1%，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我国约占5.37%，差距显著。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这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模与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尽管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队伍，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达到26个，占比全球第一；但一些领域“卡脖子”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领域人才供给仍显不足，数字人才缺口持续扩大。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提升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推动。我国虽已成为全球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但“专利泡沫”和“专利沉睡”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尤其是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人才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瓶颈。
　　（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聚焦点
　　在知识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联，而是呈现出相互支撑、互为因果、深度耦合的内在统一关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科技、人才三项工作的交汇点，教育工作需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人才工作需重点提升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科技工作需重点产出高水平的创新成果。只有自主培养出规模大、结构优、水平高的拔尖创新人才，才能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成果，助推强国建设。当前，我国教育对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的支撑力仍显不足，在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
　　我国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当前，我国已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在国家层面，“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以及“拔尖计划2.0”、大学少年班等，成为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流形态。截至2024年，“中学生英才计划”培养超过9000名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项目实施高校共58所，覆盖25个城市；强基计划在39所高校的13个专业大类中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覆盖18省市；“拔尖计划”实施15年来，累计在77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布局建设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吸引3万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
　　在地方层面，北京“翱翔计划”、重庆“雏鹰计划”等积极探索，为区域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校层面，除一些中小学开展9年连续、12年连续的贯通培养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重点高校推进本硕贯通、本硕博贯通改革，致力于打破学段壁垒，构建长周期、全过程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效能有待提升
　　面对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新要求，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制约着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效能与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
　　第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模偏小。
　　拔尖创新人才大规模持续涌现，需要以充足的潜在人才群体为基础。尽管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学生群体，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模仍较为有限，国家主导的特殊潜质学生（又称资优学生、超常学生）培养项目覆盖范围较窄。2024年，我国中小学生总数达18892.82万人。按业内标准估算，以10%宽口径计，特殊潜质儿童数量约1889万人；以1%窄口径计，亦达189万人。
　　然而，从现有培养项目规模来看，特殊潜质学生覆盖面较小。数据显示，2013年启动的“中学生英才计划”至2024年全国累计招生仅9000余人，2020年启动的强基计划每年全国招生约6090人，2009年启动的“拔尖计划”和2018年启动的“拔尖计划2.0”全国累计招生3万余人；2025年，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招生180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生44人、东南大学少年班招生14人。此外，全国还有8所中小学招收特殊潜质学生单独编班，运用加速或充实模式进行培养。然而，上述纳入培养的学生总数仅约8万人，绝大多数特殊潜质学生未得到充分发掘。
　　第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相对落后。
　　一是学段贯通不够。现有培养模式注重高中与本科阶段的短线贯通培养，大中小学之间缺乏有效接力，尚未形成“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的长链条贯通。各学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点不明确，且偏重分段独立培养，忽视整体协同育人。
　　二是项目贯通不足。国家主导的拔尖创新人才项目由于涉及多个部门，各项目间的招生、培养与保障体系相互独立，导致项目衔接与联通不足，对培养的连续性和实效性造成一定影响。据统计，2020年、2021年参加“中学生英才计划”的946名、1016名学生中，分别只有0.8%、1.2%在高考招生环节进入强基计划。
　　三是育人方式落后。“重选拔、轻培养，重‘掐尖’、轻创新”问题突出。中小学题海战术严重，“唯分数”“唯升学”顽瘴痼疾久攻不克；大学阶段实践教学薄弱，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不强。北京师范大学一项关于强基计划的内部调研表明，教学方式仍偏向“重学轻做”。其中，78.6%的学生反映教师最常采用讲授式教学；53.8%的学生称项目式教学是教师使用最少的教学方式；59%的强基学生表示未参与过任何科研项目，科教融合覆盖面较窄。
　　第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不健全。
　　一是评价导向功利化，不利于创新能力培育。教育评价侧重选拔功能，存在“唯分数”“唯升学”倾向，依赖单一量化指标和一次性考试，忽视学生综合素质评估尤其是创新能力评价。科研评价则存在“唯论文”“唯帽子”“唯奖项”等问题，科研人员被迫追求短期效益，难以沉下心开展长期、重大原创性研究，制约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产出。
　　二是统筹与放权不够，未能形成育人合力与创新活力。教育、科技、人才等相关主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联动机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划制定、资源配置、政策实施等方面统筹协调不够，同时，简政放权力度不足，学校、科研院所及科研人员的办学自主权与科研自主权受限，不利于创新活力释放。
　　三是保障机制不完善。专项经费投入不足，多渠道经费筹措机制尚未健全，难以满足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优质资源、科研平台、实践基地等的需求。从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专任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短板，专任教师的遴选、培训、评估制度有待优化。数字化技术在课程开发、教学实施、评价反馈等环节的应用仍较为有限，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人才培养的赋能作用。
　　三、“十五五”时期我国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改革建议
　　“十五五”时期，我国需构建与国家创新体系相匹配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格局，以系统化思维进行整体设计与持续推进，通过扩大培养规模、改进培养模式、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一）扩大培养规模
　　从多阶段、多途径拓展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覆盖范围，为大规模人才涌现铺垫扎实基础。
　　一是扩大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模。充分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中的主力军作用，深化强基计划和“拔尖计划2.0”实施成效，推动更多高水平高校、科研院所参与拔尖创新人才选育工作，大幅提高招生规模，重点培养具有高水平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学科人才和高层次复合型应用人才。
　　二是扩大中小学特殊潜质学生培养规模。加强特殊潜质学生早期发现与针对性培养，将“充实模式为主、加速模式为辅”的随班就读“混合模式”，作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主导模式，实现中小学教育对特殊潜质学生的“全覆盖”。逐步扩大“中学生英才计划”的招生与培养规模，推动项目覆盖全国所有普通高中学校。鼓励各省份设立省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支持建设一批高质量科技特色高中，为特殊前置学生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培养环境。
　　（二）改进培养模式
　　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为导向，加强各学段、各项目间的贯通培养，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构建科学高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构建长链条贯通培养体系。建立“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全学段贯通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根据“加速模式”与“充实模式”的不同特点，探索多样化贯通培养路径，如小初高贯通、高中高校贯通、本硕博贯通、本博直读贯通等，打破学段壁垒，实现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无缝衔接。
　　二是统筹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加强各类项目间的统筹协调，推动项目间的衔接和融通。在基础教育阶段，统筹规划“中学生英才计划”“沃土计划”“脱颖计划”等项目的培养目标、内容与评价标准；在高等教育阶段，统筹规划强基计划、“拔尖计划2.0”、大学少年班等项目的招生机制、培养方案与资源配置。推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阶段的贯通培养。例如，在强基计划、“拔尖计划2.0”的学生选拔中，鼓励高校将学生参与“中学生英才计划”等早期培养项目的表现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实现中学与大学人才培养的有效衔接，同时提升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培育项目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是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围绕学科前沿动态与国家战略需求，更新课程内容，增加综合实践课程、跨学科课程、项目化课程、研究性课程的比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在大中小学积极推广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教育氛围，推动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创新培育”的转变。
　　（三）改革体制机制
　　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提升保障水平，为拔尖创新人才大规模培养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一是完善以创新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一方面，将培育学生创新能力作为教育评价的首要目标，改变以考试分数作为拔尖创新人才识别与培养唯一标准的现状，加强对学生一般智力、创新能力、动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考查，实现从“分数挂帅”向“创新为王”、从“培养会考试的人”向“培养会创新的人”转变。另一方面，建立以创新能力、成果质量、实践实效、社会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全面客观评价科研人员的创新成果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引导科研人员聚焦长期重大原创性研究，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二是健全统筹协调与放权赋能相结合的治理机制。一方面，加强规划统筹，从教育体系建构、特殊潜质学生识别、教育模式选择、教师队伍培训等方面，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行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另一方面，优化治理方式，推动政府转变行政职能，给高校更多的招生、培养、用人自主权，释放学校办学活力与科研活力，促进学生与科研人员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是建立综合性、可持续的保障机制。其一，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经常性、规范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专项财政投入制度，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其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革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体系，优化课程内容与培养培训方式，重点提升各学段教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专业素养，加强高校教师科研创新能力与指导学生开展科研实践的能力，打造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师队伍。三是推进数字赋能。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提供差异化的课程资源、教学方式、教育评价方式、科研评价方式，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提升教育资源、科研资源的配置效率与精准精细度，为学生与科研人员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新华智库研究》2025年第5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褚宏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许佳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高莉）